蘭觀生先生口述訪談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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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蘭觀生

時 間： 2006.03.10

地 點： 臺北市士林蘭觀生家

訪問/紀錄： 黃翔瑜

   

幼年記憶

　　我1940年（民國29年）12月29日出生，祖籍爲河南省襄城縣人。在1949年（民國38年）前的家鄉事，因當時年少，所能記憶的並不多。聽父親說我們過去家境頗爲富裕，除有良田三頃多之外，還有2間香菸製造工廠。父親曾經擔任河南省許昌縣警察局長之職，後來轉任河南省省政府委員，黨政關係頗爲良好。家中一共有5個兄弟，我排行第三，當時每位兄弟都有專職的奶媽照顧。在我幼年印象中依稀記得的大陸舊居，家院高牆青瓦，庭院頗爲寬廣；進入大門，有兩進四合院，堂屋後面，又有片大果園，可說是當地人盡皆知的「蘭大戶」。

　　時序進入1949年（民國38年）冬，中國大陸各地砲聲隆隆，國共戰爭雖已進入尾聲，但政治局勢依然動蕩，人心更是惶惶。那些未能及時隨政府遷臺之國民黨 忠貞人士，爲了躲避赤禍，也紛紛自找生路攜家帶眷逃出中國大陸。當時我才9歲，不過是個小學三年級的初小學生，在幼年懵懵僅懂、不知所以然的狀況下，隨家 人離開了那個大宅門的故鄉。現在回想起來，故鄉的記憶雖然有些模糊，但那畢竟是我誕生的地方，對她永遠懷著眷念之情。

   戰亂逃難伊始

　　當初我們如何逃出中國與進入越南，這可以分開加以說明。我們逃難的路線是由河南開始，經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等地，一路南下到北越。1949年（民國 38年）當共產黨進入河南，占領我的家鄉襄城縣後，就開始實施所謂的「清算鬥爭」。共產黨鬥爭是很厲害的，他們在還沒占領一地時，就會先招募那個地方的地痞流氓，作爲該地的情蒐組織；蒐集地方上有頭有臉人士的家世背景和過去所作所爲，並教導他們鬥爭國民黨員及有產階級之手法。待共產黨眞正占領該地方後，那 些受過鬥爭訓練的當地地痞流氓就紛紛冒出頭來，迅速地被他們上級賦予該地政務委員的職務。因爲這些人對當地的狀況很瞭解，就由他們來清算鬥爭當地的地主階級與國民黨員，即所謂之以當地人來鬥爭當地人。於是他們捏造各種眞眞假假的事實與藉口，來清算當地地主和國民黨員，其鬥爭手段是相當驚悚而可怕的。因爲我 家在當地是地主階級，而父親又是國民黨員身分，更擔任過省府官員，所以很怕被抓去鬥爭。於是把家中妻小通通疏散到鄉下農戶的家裡，隱姓埋名，不敢聲張，以避開共產黨的耳目。那種改名換姓的日子，及不能說出自己眞實身分的苦楚，現在回想起來仍令人覺得悲悽。

　　記得當時我跟四弟避居到一位張姓農戶家裡，暫時隱姓埋名，張家的大人不斷告誡我們要跟人家說我們姓「張」，而不是姓「蘭」。印象中還記得那時正值夏天，天候相當炎熱，一般的農家中午通常都有睡午覺的習慣，但我和弟弟很調皮愛玩，常趁大夥都在睡覺時偷跑出去。有天中午，我們聽到屋子外面敲敲打打的，心裡納 悶，也頗感好奇。於是就偷偷地跑出去看看什麼叫「鬥爭會」。那「鬥爭會」的場面仿彿像唱野臺戲一樣。先搭個臺子，再把抓來的當地地主全身上下五花大綁地架在臺上，由共產黨的幹部公布他的罪狀，然後要臺下圍觀的民眾報仇。臺下被安排好的民眾一個個魚貫上臺用棍子打那個被鬥爭的地主，把他打得頭破血流，情狀十 分悽慘可憐。忽然間我看到有個人似乎是想減輕那個地主的痛苦，一棒子打在他的腦門上，那地主頓時腦漿进裂，結束了生命。這樣血淋淋的場面，在我幼年記憶中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家鄉裡這樣的鬥爭場面，我那時也見過好幾次。這樣的目睹經驗，導致日後在撰寫劇本「寒流」影集的時候，對於描寫共產黨鬥爭的場景能有 深入的刻劃。

　　父親也向我們提過，當他被共產黨囚居在集中營的時候，曾經看到共產黨幹部利用深夜，約談那些思想改造表現不好的國民黨官員；而且多數是有去無回，活活地被裝進麻袋，就近丟入黃河裡。他看到這樣的場景，心裡極爲害怕，第2天在勞動改造時，就工作得特別賣力，深怕被那些幹部深夜找去約談。而共產黨也因父親的勤快、聽話，認爲他思想改造很快，並沒有立刻對他展開約談。後來又因他在勞改營表現得不錯，也會主動幫忙做事，對他也就沒啥戒心。於是父親趁著某日黃昏從勞 改營逃了出來，他沿著勞改營的高梁田田埂逃跑，就這樣一路跑，輾轉逃到湖北省的漢口。父親再透過一些過去的人際關係，祕密地分別將母親和我們兄弟相繼接到漢口居住。

　　父親原本認爲共產黨只不過一時得勢而已，我們暫時逃出來，等過了風頭，共產黨動亂結束後，就可以回家鄉繼續生活了。但誰也沒想到局勢發展會這麼糟，那裡知道整個情勢愈來愈壞，國民黨一路戰敗撤退，共產黨一路乘勝南下，我們就這樣漫無目地的到處逃亡。我想當時有這樣想法的人，絕非只有我父親，而是很多中國人 都有這樣的想法。

　　當我們相繼與父親在漢口會合後，父親就派我大哥偷偷潛回河南老家，挖出埋在家裡地下的銀錢，作爲日後逃難的盤纏。起先我們搭火車，再轉搭汽車，然後徒步行走，從湖北、湖南到廣西，一路走下來，充滿艱辛苦楚。我們先在廣西桂林包部汽車，我還記得那是部用手發動引擎的汽車，當車子開到廣西省南寧縣境內時，發現 沿路傷兵和成千上萬的難民擠在那條通往江邊的公路，使所有車輛動彈不得。隱約可以聽到遠處零星的砲聲，後經詢問路人，我們才知道徐蚌會戰已經接近尾聲，車陣塞了1天，幾乎動彈不得，大家也都覺得納悶。第2天父親到前面去看看情況，發現前面是一條江，但渡河的橋已被炸毀，只能用渡輪渡河，而且每半個小時才能渡兩部汽車，眼看還有上千輛車子在河岸前等待渡河，於是父親當機立斷，認爲不能再這樣等待下去，便放棄搭車渡河，決定全家徒步前進。除了吃飯必須的鍋碗瓢 盆一外，所有銀元和黃金一律攜帶上身。那時已是冬天，母親把黃金和銀元縫在我們的棉襖夾層中，讓我們每個人平均帶一點，以分擔重量。

　　我們逃難的過程實在是很辛苦，那時候我五弟才5歲，媽媽又是傳統綁小腳的婦女，行動極不方便，這一路走下來，緩慢又辛苦。後來父親不知道從那兒弄來一輛木牛車，可搭載行李、炊具，以及一些雜物；另外還可搭載母親和小弟，並由我父親和大哥輪流推車，日以繼夜地走，那情狀可說是相當地艱苦。而我和四弟手牽手一 塊走，兩個人邊走邊睡，有時候實在是累得走不動了，但後方的砲聲愈來愈近，也不得不走。每當走不動，不想走了，就常受到父親嚴厲的責罵。我還記得因身上帶著錢很重，不利於行走，且當時年紀還小，沒有金錢觀念；爲了減輕行走的負擔，我和四弟悄悄地把棉襖中的銀元偷偷丟掉。父親知道後，還把我們痛打了一頓。

　　某個晚上，我們隨著人群通過一座火車走的鐵橋。從腳下踩的枕木看下去盡是湍急的河水，須特別小心，我們也看到不少人不慎失足掉進河中。父親一直叮嚀我們一定要謹慎前進，千萬不要踏空；可是當我們小心翼翼，慶幸通過鐵橋時，回頭卻找不到我母親了。當時我們都相當著急，深怕母親綁小腳行動不便，沒有過橋或失足 跌下河裡，結果找了好久才找到母親，幸好是虛驚一場。

　　當時的我們是一群難民，就像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完全不知道自己該走到那裡去。也更能體會人類在兵火戰亂時，生命跟螻蟻一樣沒有尊嚴，任何時間與意外都可能會喪失性命。後來我們又走到一間學校，因爲戰爭的關係，學校早已經停課，師生也都逃難去了，整個學校空空蕩蕩的。我們一群難民就先在學校裡暫時安 身休息一晚，準備隔天一大早繼續趕路。第2天清早大夥難民們帶著自己的鍋碗瓢盆，簡單地煮食裹腹；而我跟四弟到井邊取水時，恰巧遇到一位中共軍人，他好奇 地問我們是從那裡來的，還說看我們似乎不像當地人；因爲父親一直告誡我們千萬不要隨便告訴人家自己從那裡來，所以我們也只能搖頭不講話。其實眞正的共黨軍人還是很友善的，不像當地的土共那麼殘暴、不通人情。那人幫我們把水提到父親那邊，還稱呼父親和母親爲「大爺」和「大娘」，並且客氣地問我父親是從那裡來 的。父親只回答說：「我們是從北方來的。」他也說：「大爺大娘不要再逃了，現在都已經解放了，請你們回家去吧！」這就是我們艱辛的逃難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

   

退入越南、進入煤礦區

　　1949年（民國38年）底，我們這群難民終於越過中越邊界，逃進北越蒙陽的難民營。之後被法軍轉送到鴻基煤礦區旁一處叫「萊姆法郎」的地方。「萊姆法郎」是座新建村落，在那裡我做了將近四年的童工，這也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暗的一段痛苦經驗。據父兄告知，當我們進入蒙陽難民營時，「越南」不稱作「越 南」，而是稱「安南」，這是個很古老的名字；當時統治者是法國人，所以越南也是法國的殖民地。在我們難民營裡的難民大都是自廣西、廣東兩省邊界偷渡或整群闖入的零星無組織民眾。我們這些難民不像黃杰將軍所率領的數萬軍隊，他們經與法軍交涉進入越南，最後又撤退到富國島，至少還享有某種程度上的尊嚴；但我們 這些難民卻完全沒有任何尊嚴。我們待在蒙陽的時間很短，大都是住在帳棚裡，吃的是乾口糧和罐頭。在那裡的難民有生病的，也有等死的，種種景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且今生難忘。

　　法國人爲解決非法中國難民移入與長期滯留的問題，於是想出了兩個解決辦法讓難民自行選擇。第1個辦法是，願意返回中國大陸者，法軍協助其遣回中國大陸。第 2個辦法是，不願意遣返者，依其志願留下來，但交由法軍分別送往橡膠園或鴻基煤礦做工，自食其力，投入法國殖民地的生產行列。父親因爲是地主，又是國民黨官員，深怕回去後慘遭共產黨清算鬥爭，只有選擇留在越南一途。我依稀記得越北的「萊姆法郎」是個靠近鐵、公路旁的小山坡地聚落。法國人爲了安置我們這批中 國難民礦工，還特別在那裡爲我們搭建了一些木造房舍。房舍分有眷與單身兩種型態，但整齊排列，規模很像軍隊營舍。各項生活所需也不再由法軍提供配給，而須自食其力，用微薄的勞力工資養家活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