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的艱辛歲月
蘭觀生 民國104年03月29日
幼年記憶
我於一九四○年（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生，祖籍爲河南省襄城縣人。在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前的家鄉事，因當時年少，所能記憶的並不多。聽父親說我們過去家境頗爲富裕，除有良田三頃多之外，還有二間香菸製造工廠。父親曾經擔任河南省許昌縣警察局長之職，後來轉任河南省省政府委員，黨政關係頗爲良好。家中一共有五個兄弟，我排行第三，當時每位兄弟都有專職的奶媽照顧。在我幼年印象中依稀記得的大陸舊居，家院高牆青瓦，庭院頗爲寬廣；進入大門，有兩進四合院，堂屋後面，又有片大果園，可說是當地人盡皆知的「蘭大戶」。
時序進入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冬，中國大陸各地砲聲隆隆，國共戰爭雖已進入尾聲，但政治局勢依然動蕩，人心更是惶惶。那些未能及時隨政府遷臺之國民黨忠貞人士，爲了躲避赤禍，也紛紛自找生路攜家帶眷逃出中國大陸。當時我才九歲，不過是個小學三年級的初小學生，在幼年懵懵懂懂、不知所以然的狀況下，隨家人離開了那個大宅門的故鄉。現在回想起來，故鄉的記憶雖然有些模糊，但那畢竟是我誕生的地方，對她永遠懷著眷念之情。
戰亂逃難伊始
當初我們如何逃出中國與進入越南，這可以分開加以說明。我們逃難的路線是由河南開始，經湖北、湖南、廣西、廣東等地，一路南下到北越。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當共產黨進入河南，占領我的家鄉襄城縣後，就開始實施所謂的「清算鬥爭」。共產黨鬥爭是很厲害的，他們在還沒占領一地時，就會先招募那個地方的地痞流氓，作爲該地的情蒐組織；蒐集地方上有頭有臉人士的家世背景和過去所作所爲，並教導他們鬥爭國民黨員及有產階級之手法。待共產黨眞正占領該地方後，那些受過鬥爭訓練的當地地痞流氓就紛紛冒出頭來，迅速地被他們上級賦予該地政務委員的職務。因爲這些人對當地的狀況很瞭解，就由他們來清算鬥爭當地的地主階級與國民黨員，即所謂之以當地人來鬥爭當地人。於是他們捏造各種眞眞假假的事實與藉口，來清算當地地主和國民黨員，其鬥爭手段是相當驚悚而可怕的。因爲我家在當地是地主階級，而父親又是國民黨員身分，更擔任過省府官員，所以很怕被抓去鬥爭。於是把家中妻小通通疏散到外縣市鄉下農戶的家裡，隱姓埋名，不敢聲張，以避開共產黨的耳目。那種改名換姓的日子，及不能說出自己眞實身分的苦楚，現在回想起來仍令人覺得悲悽。
記得當時我跟四弟避居到一位張姓農戶家裡，暫時隱姓埋名，張家的大人不斷告誡我們要跟人家說我們姓「張」，而不是姓「蘭」。印象中還記得那時正值夏天，天候相當炎熱，一般的農家中午通常都有睡午覺的習慣，但我和弟弟很調皮愛玩，常趁大夥都在睡覺時偷跑出去。有天中午，我們聽到屋子外面敲敲打打的，心裡納悶，也頗感好奇。於是就偷偷地跑出去看看什麼叫「鬥爭會」。那「鬥爭會」的場面彷彿像唱野臺戲一樣。先搭個臺子，再把抓來的當地地主全身上下五花大綁地架在臺上，由共產黨的幹部公布他的罪狀，然後要臺下圍觀的民眾報仇。臺下被安排好的民眾一個個魚貫上臺用棍子打那個被鬥爭的地主，把他打得頭破血流，情狀十分悽慘可憐。忽然間我看到有個人似乎是想減輕那個地主的痛苦，一棒子打在他的腦門上，那地主頓時腦漿进裂，結束了生命。這樣血淋淋的場面，在我幼年記憶中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家鄉裡這樣的鬥爭場面，我那時也見過好幾次。這樣的目睹經驗，導致日後在參與「寒流」影集製作的時候，對於描寫共產黨鬥爭的場景能有深入的刻劃。
父親也向我們提過，當他被共產黨囚居在集中營的時候，曾經看到共產黨幹部利用深夜，約談那些思想改造表現不好的國民黨官員；而且多數是有去無回，活活地被裝進麻袋，就近丟入黃河裡。他看到這樣的場景，心裡極爲害怕，第二天在勞動改造時，就工作得特別賣力，深怕被那些幹部深夜找去約談。而共產黨也因父親的勤快、聽話，認爲他思想改造很快，並沒有立刻對他展開約談。後來又因他在勞改營表現得不錯，也會主動幫忙做事，對他也就沒啥戒心。於是父親趁著某日黃昏從勞改營逃了出來，他沿著勞改營的高梁田田埂逃跑，就這樣一路跑，輾轉逃到湖北省的漢口。父親再透過一些過去的人際關係，祕密地分別將母親和我們兄弟相繼接到漢口居住。
父親原本認爲共產黨只不過一時得勢而已，我們暫時逃出來，等過了風頭，共產黨動亂結束後，就可以回家鄉繼續生活了。但誰也沒想到局勢發展會這麼糟，那裡知道整個情勢愈來愈壞，國民黨一路戰敗撤退，共產黨一路乘勝南下，我們就這樣漫無目地的到處逃亡。我想當時有這樣想法的人，絕非只有我父親，而是很多中國人都有這樣的想法。
當我們相繼與父親在漢口會合後，父親就派我大哥偷偷潛回河南老家，挖出埋在家裡地下的銀錢，作爲日後逃難的盤纏。起先我們搭火車，再轉搭汽車，然後徒步行走，從湖北、湖南到廣西，一路走下來，充滿艱辛苦楚。我們先在廣西桂林包部汽車，我還記得那是部用手發動引擎的汽車，當車子開到廣西省南寧縣境內時，發現沿路傷兵和成千上萬的難民擠在那條通往江邊的公路，使所有車輛動彈不得。隱約可以聽到遠處零星的砲聲，後經詢問路人，我們才知道徐蚌會戰已經接近尾聲，車陣塞了一天，幾乎動彈不得，大家也都覺得納悶。第二天父親到前面去看看情況，發現前面是一條江，但渡河的橋已被炸毀，只能用渡輪渡河，而且每半個小時才能渡兩部汽車，眼看還有上千輛車子在河岸前等待渡河，於是父親當機立斷，認爲不能再這樣等待下去，便放棄搭車渡河，決定全家徒步前進。除了吃飯必須的鍋碗瓢盆之外，所有銀元和黃金一律攜帶上身。那時已是冬天，母親把黃金和銀元縫在我們的棉襖夾層中，讓我們每個人平均帶一點，以分擔重量。
我們逃難的過程實在是很辛苦，那時候我五弟才五歲，媽媽又是傳統綁小腳的婦女，行動極不方便，這一路走下來，緩慢又辛苦。後來父親不知道從那兒弄來一輛木牛車，可搭載行李、炊具，以及一些雜物；另外還可搭載母親和小弟，並由我父親和大哥輪流推車，日以繼夜地走，那情狀可說是相當地艱苦。而我和四弟手牽手一塊走，兩個人邊走邊睡，有時候實在是累得走不動了，但後方的砲聲愈來愈近，也不得不走。每當走不動，不想走了，就常受到父親嚴厲的責罵。我還記得因身上帶著錢很重，不利於行走，且當時年紀還小，沒有金錢觀念；爲了減輕行走的負擔，我和四弟悄悄地把棉襖中的銀元偷偷丟掉一些。父親知道後，還把我們痛打了一頓。
某個晚上，我們隨著人群通過一座火車走的鐵橋。從腳下踩的枕木看下去盡是湍急的河水，須特別小心，我們也看到不少人不慎失足掉進河中。父親一直叮嚀我們一定要謹慎前進，千萬不要踏空；可是當我們小心翼翼，慶幸通過鐵橋時，回頭卻找不到我母親了。當時我們都相當著急，深怕母親綁小腳行動不便，沒有過橋或失足跌下河裡，結果在人群裡找了好久才找到母親，幸好是虛驚一場。
當時的我們是一群難民，就像一盤散沙、烏合之眾，完全不知道自己該走到那裡去。也更能體會人類在兵火戰亂時，生命跟螻蟻一樣沒有尊嚴，任何時間與意外都可能會喪失性命。後來我們又走到一間學校，因爲戰爭的關係，學校早已經停課，師生也都逃難去了，整個學校空空蕩蕩的。我們一群難民就先在學校裡暫時安身休息一晚，準備隔天一大早繼續趕路。
第二天清早大夥難民們利用自己的鍋碗瓢盆，簡單地煮食裹腹；而我跟四弟到井邊取水時，恰巧遇到一位中共軍人，他好奇地問我們是從那裡來的，還說看我們似乎不像當地人；因爲父親一直告誡我們千萬不要隨便告訴人家自己從那裡來，所以我們也只能搖頭不講話。其實眞正的共黨軍人還是很友善的，不像當地的土共那麼殘暴、不通人情。那人幫我們把水提到父親那邊，還稱呼父親和母親爲「大爺」和「大娘」，並且客氣地問我父親是從那裡來？父親只回答說：「我們是從北方來的。」他也說：「大爺大娘不要再逃了，現在都已經解放了，請你們回家去吧！」這就是我們艱辛的逃難過程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
在蒙陽難民營裡
退入越南，是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底，我們這群難民終於越過中越邊界，逃進北越蒙陽的難民營。之後被法軍轉送到鴻基煤礦區旁一處叫「萊姆法郎」的地方。「萊姆法郎」是座新建村落，在那裡我做了將近四年的童工，這也是我成長過程中最黑暗的一段痛苦歲月。
據父兄告知，當我們進入蒙陽難民營時，「越南」不稱作「越南」，而是稱「安南」，這是個很古老的名字；當時統治者是法國人，所以越南也是法國的殖民地。在我們難民營裡的難民大都是自廣西、廣東兩省邊界偷渡或整群闖入的零星無組織民眾。我們這些難民不像黃杰將軍所率領的數萬軍隊，他們經與法軍交涉進入越南，最後被安置到富國島，至少還享有某種程度上的尊嚴；但我們這些難民卻完全沒有任何尊嚴。我們待在蒙陽的時間很短，大都是住在帳棚裡，吃的是乾口糧和罐頭。在那裡的難民有生病的，也有等死的，種種景象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且今生難忘。
法國人爲解決非法中國難民移入與長期滯留的問題，於是想出了兩個解決辦法讓難民自行選擇。第一個辦法是，願意返回中國大陸者，法軍協助其遣回中國大陸。第二個辦法是，不願意遣返者，依其志願留下來，但交由法軍分別送往橡膠園或鴻基煤礦做工，自食其力，投入法國殖民地的生產行列。父親因爲是地主，又是國民黨官員，深怕回去後慘遭共產黨清算鬥爭，只有選擇留在越南一途。
萊姆法郎煤礦區的生活
我依稀記得越北的「萊姆法郎」是個靠近鐵、公路旁的小山坡地聚落。法國人爲了安置我們這批中國難民礦工，還特別在那裡爲我們搭建了一些木造房舍。房舍分有眷與單身兩種型態，但整齊排列，規模很像軍隊營舍。各項生活所需也不再由法軍提供配給，而須自食其力，用微薄的勞力工資養家活口。「萊姆法郎」到礦區的距離，大約有半個小時的腳程。我們這批難民礦工，在法國人有組織、有紀律的編組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很快就安定下來。但我們知道這是短暫避難謀生之計，大家都心繫著祖國，希望將來能重返家園，那才是我們共同的期待。
我們工作的鴻基煤礦是座露天的大礦區，也是世界三大煤礦區之一，這是我回臺灣後從初中的地理課本上才得知的。我記憶中從「錦普」到「宮門」這兩個地方，大概是綿延十餘公里的山區。那地形很像現在臺北北投的小坪頂，接連大屯山與陽明山一帶的地形，但是比這個區域大很多。那裡頭全都蘊藏著豐富的黑色黃金－－「煤礦」，整山整谷都是煤礦，所以都是露天開採的，也就是露天煤礦。
所謂「露天煤礦」，就是不需要挖礦坑，便可以直接從地上取煤，因爲煤礦就外露在地表上，或隱藏在一些小樹雜草下，幾乎用肉眼都可以看到。譬如說，就像二十年前北投大屯山下貴子坑開採瓷土一樣，隨便一挖都是瓷土；那時的鴻基煤礦就像這樣，整座山都是煤。而「鴻基煤礦」所產的煤塊，不是碎軟的煙煤，而是上等的無煙明煤，它像石塊一般，但不如石塊堅硬。住在萊姆法郎的中國難民礦工生活所需的各項燃料，除了當地木柴之外，大多是這種無煙煤塊，其純度高，也是品質很好的燃料。居住在萊姆法郎的中國難民礦工，分子極爲複雜，士、農、工、商各行各業都有。當食、衣、住、行等各項民生問題都安排妥適後，他們就開始想到子女教育讀書的問題。於是在難民村村長的倡議下，聘請曾在中國大陸當過教員者擔任教師，籌辦了一所「萊姆法郎子弟小學」，以供我們這些華人礦工子弟就學讀書。學校的籌設，一切從無到有，自立自強，自力更生，克難搭建學童教室，並編製教材。所有設施與教材全因陋就簡，讓這些因戰亂而流浪異域的孩子仍能有受教育的機會，使他們的學業不至於就此中斷，童年也不留下遺憾與空白。
我印象中，除了辦小學之外，還舉辦籃球、棋奕和一些業餘劇團演出等娛樂性的休閒活動，就像臺灣現在的社區活動一樣。每逢假日或節慶都有表演，用以排解苦悶的異國生活，跳脫無奈的流浪歲月。後來，我們也漸漸和當地的華僑社會有了各項交流與互動。在萊姆法郎將近四年的歲月裡，我算是少部分在啟蒙教育中留下空白的一個。因爲我家兄弟人口眾多，爲了生計，只能有兩個弟弟上學，而我這半大不小的年齡，就跟著父兄到礦場做工，當個領半薪的童工。當時我也才十歲而已，既拿不動鏟煤的大圓鍬，也舉不起挖煤的十字鎬，又能做些什麼呢？經過大人的決定，我主要的工作是替那些礦工們燒燒開水、泡泡茶。換句話說，就是在礦場邊那用石頭水泥搭建的兩個大煤爐附近，拾取滿地掉落的小煤塊來燒水、泡茶。而大鐵鍋所煮的水，全賴父親和兩個哥哥提早上班，到山溝下挑山泉上來。
當然，有時候我也會用小水桶去提水來燒。在那段時期，我的童年多與大鐵鍋、煤塊爲伍。我還記得剛開始時，心裡有些鬱卒和抗拒，但也因懼於父威不敢抗命。有次曾向母親哭訴抱怨說：「爲什麼不讓我去讀書呢？」母親含淚向我解釋說，她曾和父親討論過，但父親決定：「我們逃難一年餘，帶出來的錢不多，現在早用光了！今天能夠有飯吃、有地方住，已算是夠幸運的了。孩子們的教育問題，讓兩個最小的先讀書，而老三就委屈些吧！等過一些日子，生活好轉再考慮吧！」爲了生活著想，我就這樣做了將近四年的童工，直到一九五三年（民國四十二年）回到臺灣，我的命運才露出一點曙光。
在礦區工作的這段期間，中國難民礦工因礦場安全設施不足和醫藥的缺乏，常有些不幸事件發生，傷病、死亡都時有所聞，我的大哥蘭東海就是其中不幸的一個，這件悲劇讓我家陷入愁雲。我印象中的大哥長期腸胃不適，犯病嚴重時大小便常出血不止，後來送到「錦普礦工醫院」動手術，最終還是救治不及，命喪異鄉。這對我家來說衝擊很大，此乃時代的悲劇，更是逃亡過程中最悲痛的一頁。後來我們含著淚，把大哥的骨灰輾轉帶來臺灣安葬。
歡欣來臺
一九五三年（民國四十二年），我們這批流亡於北越萊姆法郎的中國難民礦工，在政府的安排下，經南越的富國島，隨著黃杰將軍的部隊眷屬來到臺灣定居。從富國島回臺灣也是分批的，部隊先行，眷屬在後。來臺後，政府先將我們安置在苗栗縣「卓蘭國小」後方臨時搭建的木造房屋；至今回想起來，那木造房屋有點像越南的難民營般，一排排的，家庭與家庭之間用布簾隔開。我們在那邊住了大約半年的時間，不管是我或是家人對於政府的安排都很滿意，也很感佩。返臺之前，我二哥因爲年紀比較大被編入部隊，我則被安排進學校就讀。兩個弟弟因爲在越南有念書，所以大弟讀六年級，小弟讀四年級；而我在越南沒有讀書，因此被編入五年級，這讓我有些鬱悶。我在苗栗「卓蘭國小」念了一學期，那時我很用功，每當晚上夜深人靜時，我都跑到學校的廁所門口藉著那裡的燈光念書，以補足落後的進度，結果那學期竟然意外地得了第一名呢！
半年之後，我們終於住進在臺中市練武路剛蓋好的「富臺新村」，我也隨之轉學到臺中市。當時我的老師是受過日本教育的，規定若考試沒有考好就得挨耳光。由於我的數學比較差，老是考不好，常被老師打得臉都腫了，有次父親還去找那位老師算帳呢！由於我的父親在大陸曾經擔任過警察局長，黨政關係頗佳，在我讀五年級 快結束時，他跑去臺北找當時河南籍的國大代表陳情，想辦法讓我們兄弟進入「國立員林實驗中學」就讀，但入學條件是必須參加當年的初中考試。
一九五四年（民國四十三年），「員林實驗中學」改成省立，我的大弟弟是小學應屆畢業生，入學就讀沒有問題；而我只有國小五年級的學歷，由於資格不符，父親特別跑去找當時「萊姆法郎子弟學校」的校長，利用肥皂塊刻了一個假的學校關防，開了一張證明，就利用這張證明參加當時的初中考試。那時父親還跟我說：「弟弟參加初中入學考試應該沒有問題，但你要多多加油。」他買參考書讓我讀，但同時他也做最壞的打算。他跟我說：「如果考上了是你的造化，考不上就必須到工廠做工，學點謀生的技能。」考試結果公布，我是備取生，後來也順利進入「員林實驗中學」就讀。由於是公費生，學校規定必須全體住校，因此我就離開了臺中的「富臺新村」，後來對眷村的生活，並沒有太多的印象與經驗。
來臺後的求學夢圓
一九五四年（民國四十三年）我進入「員林實驗中學」就讀，基本上這是所流亡學校。我不斷地告訴自己，今天能夠在這邊讀書是我人生希望的起點，必須加倍努力，將來才會有前途。因此在校期間，我給自己設定目標，首先是把書讀好，其次是把身體練好。在學期間我是田徑代表隊的選手，利用每天課餘傍晚練習田徑項目，像跳高、跳遠等項目都難不倒我。我在「員林實驗中學」也交到不少好朋友，最要好的有董延齡、秦茂松等人。董先生是國內頗負盛名的中醫師，我們是在「員林實驗中學」才認識的，初中、高中六年都同屆，但只有一年同班的機緣。秦先生曾經當選過臺北市議員，他在初中的時候跟我同班，後來就轉讀「員林實驗中學」的「師範部」。
我在這個學校從初中部到高中部一共六年，期間最喜歡讀中國古書，對偉人傳記與中國歷史頗感興趣。而在高中時期這興趣慢慢擴展到讀世界偉人傳記，如日耳曼民族的俾斯麥、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等歷史故事。那時候對電影的興趣也慢慢萌芽滋長，不過在那個年代看電影算是項奢侈的休閒活動，偶而一、兩個月才看一場電影。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有意將來從事電影工作。
「員林實驗中學」求學期間，深受許多優良老師的啟發。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吳波如、劉伯鑾、王忠志等三位老師。吳波如老師是我認爲最會教書的好老師。吳老師上課不像其他老師愛點名，當班長喊起立、敬禮之後，他就開始上課，在黑板上寫重點，也不用看書；接著就開始講歷史故事，講得深入淺出，出神入化，故事情節相當精采。他上課從來沒有學生會打瞌睡，我一直認爲他教得比現今大學教授還要好。他也是當時「山東聯中」的老師，不僅會上課，而且人又長得帥，那時班上許多女生都很迷他呢！
另一位是知名的大畫家劉伯鑾老師。他最具藝術性格，鬍子不常刮，總是一身長袍，外加皮鞋，但卻又不穿襪子，看起來不太調和。他也從不點名，每當上課鐘響，便準時進入教室；當學生行禮、問安、就座之後，他便轉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好今天所教的主題。譬如一棵松樹，他就講解怎樣下筆，並接受學生的詢問，但不講題外話，之後交代班長放學時把畫紙送到他的單身宿舍便離開了。當時美國艾森豪總統相當欣賞他的畫，我駐美大使每年都會跟他要國畫送給艾森豪總統，他也開過畫展。雖然只是個中學老師，但我覺得他的水準比起現在一些名畫家，毫不遜色。
再一位是教音樂的王忠志老師，她上課的時候相當用心，一個個不厭其煩地教唱，深怕遺漏我們之中有音樂天份的人才。而我的音樂成績很差，初中、高中六年老是低空飛過。王老師現在已經九十多歲高壽，曾因癌症開過二次刀，但仍老當益壯。她告訴我們癌症其實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沒有求生意志。她也說音樂可以治病。有次我們辦同學會，王老師組個「七仙女合唱團」，實際上是七位老女人唱歌娛樂大家，又唱又跳的，逗得大家好不開心，她眞是一位很樂觀的人。
由於在越南時，我曾經於「鴻基煤礦」區當過童工，所以剛進「員林實驗中學」時，體格相當瘦弱矮小，比那差我二歲的大弟弟還矮小一些！有時候父親會給我們一些零用錢，弟弟拿到零用錢都去買課外書籍，而我就把這些零用錢拿去買魚肝油，補充營養。我們公費生都住校，學校伙食辦得很差，不是白菜豆腐，就是五花肉，連校醫都說我營養不良。當時我們班上有位信基督教的香港同學，他邀請我星期天去他們教會作禮拜。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動機是爲了喝牛奶，我才願意去教會受洗成爲基督徒呢！後來改信佛教，聽起來好笑吧？
「國立員林實驗中學」改爲省立之後，開始正式對外招生。我們同學當中也有一些本省籍的學生，我看他們都腕戴手錶、腳穿皮鞋，家庭經濟顯得比我們公費生好得很多，實在很令人羨幕。而那時正逢政府闢建中部橫貫公路，爲了改善生活，我也利用暑假參加橫貫公路開墾隊打工，去幫忙搬運石頭，以賺取微薄的零用錢。後來父親認爲到橫貫公路打工太危險了，就安排我去臺中市的聯勤糧秣廠幫忙，做一些打雜、送公文的工作。
我有個舅舅名叫王振祖，他是位很有名的國劇工作者，也是梅蘭芳的得意門生（梅派青衣旦角）。當蔣中正總統一九四八年（民國三七年）下野時，我舅舅從上海帶了一個國劇團去浙江溪口爲他演出忠孝節義的各類戲碼，讓他度過淨化心靈的歲月。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八年）政府遷臺之後，他任職於「中央電影公司」之「新世界戲院」經理，之後又離開中影，創辦「私立復興戲劇學校」，後來改成「國立復興戲劇學校」，專門培養國劇人才。他黨政關係非常好，經濟狀況也挺不錯。有一次我到臺北去拜訪他，他就送我一雙皮鞋和一支手錶當作見面禮物。我跟他說我還有哥哥和弟弟，他卻告訴我等他們來臺北後再送給他們。我拿這些禮物回到學校，平時都捨不得穿，還是穿著便宜的膠鞋去上課；每逢假日出去玩的時候，才跟我弟弟輪流穿皮鞋和戴手錶，當初就是這樣清苦地度過學生生活。而念完三年高中，接著就面臨就業與升學的抉擇。我後來選擇升學，但限於經濟因素，也只能選擇報考軍校了。
投身政工影劇領域
我報考軍校的動機很簡單，除感念來臺後深受政府照顧，享受六年的初、高中公費教育外，也因爲家中兄弟人口眾多，負擔不起這麼龐大的大學學費。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以前「員林實驗中學」畢業的學生很多都投考軍校，每次他們身著軍裝回到學校，那帥氣的樣子總格外令我羨慕，尤其是那潔白的海軍制服，白閃閃地，著實特別亮眼，很吸引我的目光。在此種種因素之下，我遂報考軍校聯招。我的選項是「海軍官校」或「國防醫學院」兩個學校。但放榜後，發現我錄取的學校竟然是「政工幹校」，心裡十分納悶。父親要我回到「員林實驗中學」去詢問教官，瞭解一下這是什麼樣的情況？以及「政工幹校」又是所什麼樣的學校？後來經教官跟我說：「政工幹校」從今年起改制爲四年，並設有大學部，若你就讀該校，畢業後可獲得學士學位，是個不錯的軍事大學。」父親也鼓勵我讀這個學校。沒想到幾天後，「東吳大學」國文系亦通知我入學；但父親無奈地告訴我，家裡沒有太多的錢供我念普通大學，所以我只好選擇就讀「政工幹校」。印象中，在「員林實驗中學」享受公費待遇的同學裡，大多家中經濟狀況不佳，半數以上也都報考了軍校。因爲如此，我們「員林實驗中學」亦出了許多有名的軍事將領呢！
「政工幹校」也就是現在臺北北投復興崗的「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我原本就讀的是政治系，念了一學期興趣全失，在那種環境下，沒有興趣實在是念不下去。某日舅舅詢問我在「政工幹校」的情況，我吐露在學校就讀的困擾，他建議我轉念影劇系，並且允諾幫忙。在「政工幹校」影劇系主任李曼瑰的大力幫忙之下，第二學期我就轉到影劇系去就讀。我是「政工幹校」影劇系第十期的學生，當時「政工幹校」的影劇系頗具知名度，因爲師資優秀，經費很充足，實習也做得徹底而有效；像「編劇」、「導演」、「表演」、「舞臺設計」等課程，每個學生都必須接受嚴格的訓練，所有科目全數通過才能畢業。因爲我們軍校學生統一住校，所以有很多時間與機會相互學習。那學長制的專業訓練相當嚴格，很多事都由學長帶著我們學習，成績不行的話，就得留級或是轉系。
就讀「政工幹校」影劇系期間，我最感興趣的科目是「編劇」和「導演」。剛開始我選修「導演」，那時有兩位老師，一位是王生善老師，另一位是王慰誠老師。在二年級下學期我也開始修習「編劇」，學習編劇不是爲名利，只是感覺不錯而已。因爲學習編寫劇本，若作品能夠搬上舞臺或製成電影、電視播出來，不但受到別人的肯定，自己也覺得很有成就感。當初校內有自己的校園電臺，我們稱作「晨光電臺」，後來改名爲「復興崗電臺」，也是校內學生的實習電臺。該電臺的節目製播統由「音樂系」、「影劇系」和「新聞系」等三系的學生共同負責籌劃製作。
有位學長趙玉崗先生，他比我高一屆，也是位有名的編劇家，曾寫過「挑夫」等膾炙人口的電視連續劇。當初在他那一屆電臺的廣播劇統由他編劇，他每天晚上開夜車寫劇本，連星期假日也不出去；我起先是跟著他學經驗，後來他升上大四，廣播劇的編劇工作要交棒，他就慢慢地轉交給我。那時我也覺得導演的工作發展比較侷限，在軍中發展更是不如編劇容易發揮，所以我經常利用晚上的時間跟他在教室一起學習編寫劇本，也就這樣走上編劇的路子。還記得那時候學校設有排練場，晚上或假日若不想出校去玩，我們一夥人就會在排練場排練話劇，大家都很有傻勁，以過戲癮爲樂子。
火牛藝工隊的點滴
「政工幹校」影劇系畢業後，我被分發至臺中清泉崗裝甲兵戰車營擔任政戰幹事，所從事的工作大都屬戰鬥部隊的政戰工作，對此我初覺新鮮，但漸感枯燥。後來我覺得臺北的文藝氣息濃厚，各項文藝活動與文藝參與的機會也多，欣賞電影、舞臺劇、歌舞劇等文藝觀摩的活動也較爲便利，因此一直設法調回臺北，希望能延續在學校所學的各項技能與興趣。於是在一九六六年（民國五五年）調回臺北「陸軍供應司令部」通信署七三○通信營，並擔任輔導長工作。一九六七年（民國 五六年）後轉到「火牛藝工隊」擔任副隊長，協助隊長陳豫舜先生培養了許多優秀的藝工隊員，如知名藝人陳麗麗等。
我們「火牛藝工隊」過去培養過許多優秀的影視明星，像孔蘭薰、冉肖玲等人都是出身自「火牛藝工隊」的隊員。但藝工隊的女隊員流動性極高，有些女隊員在隊上學到東西後，就跳槽到電影或是電視圈發展，還有些是到臺北一些大歌廳去表演。記得是在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六年）某一天，那時我們「火牛藝工隊」隊長指派我負責該次新隊員的招考工作，辦理招考的地點是在臺北市的中山堂 。
那一天陳麗麗小姐來應試，當時臺灣學風未開，學校對於儀容髮型的要求是很嚴格的。我記得她那時還是一副中規中矩、清湯掛麵的標準髮型，身上穿著「金甌女中」的學校制服，人長得清清瘦瘦，但個性相當活潑爽朗。面試的時候，我曾經問她說：「爲什麼不繼續念書，想要來報考我們藝工隊隊員呢？」我問得直接，她也答得爽快。她直接坦率地告訴我：「因爲家庭經濟環境不好，父親收入不高，但現在家裡實在缺錢，所以我希望畢業後就能直接有賺錢的工作，來改善家裡的經濟生活，因此一看到你們招考的廣告就決定來報考了。」我對她的回答，印象極爲深 刻。接著我考她才藝，她唱了幾首當時正流行的黃梅調。我覺得她的反應和表情都非常好，人也頗爲聰明，所以特別錄取了她，她確是一塊走這條路的好材料。
我對陳麗麗小姐的印象相當深刻，也盡力地一路努力栽培她，讓她有更多的機會表現自己。陳麗麗小姐個性頗活潑開朗，常常「蘭叔長、蘭叔短的」地叫我。她是當時隊上唯一能夠與男隊員打成一片的女隊員，跟著男生一起抽煙，一起幹粗活，很有同舟共濟的團隊精神。別的女隊員在公演時都只提自己的化妝箱，她卻會跟男隊員一起搬戲服、搬道具，彼此打成一片，不會有女生那種嬌弱的心態。有時候當藝工隊放大假，別的女隊員都回家或去約會，她一個人待在隊上，就會買一些滷菜找單身的樂隊隊員一起喝酒，並請他們幫忙伴奏練習歌舞。這些都看在隊職幹部的眼裡，覺得她是一位相當上進的隊員，於是我們就把她列入重點培養的對象。
我還記得有一年，爲了年度的金像獎三軍藝工隊競賽，我們「火牛藝工隊」原本預備參賽的女主角是謝姓女隊員，但爲了培植陳麗麗，特別安排她爲「備位女主角」—B卡司。就在比賽日將近，須要加緊排練時，突然發生謝姓女主角生病住院動手術的情況，於是由陳麗麗取代這個角色。她靠著努力與天賦，以及專家指導，結果眞的不負期望，在那次的競賽中，得到了最佳女主角金像獎。因此，身價也跟著水漲船高，各方邀請的戲約不斷。當時隊上有很多人擔心她得獎後會跳槽，一走了之。但是她卻跑來跟我說，她保證兩年以內，不會有任何異動，因爲她想要回饋「火牛藝工隊」。這番話更讓我對她印象深刻，也可明瞭陳麗麗小姐是一個很重感情與飲水思源的演藝人員。
後來，我轉調到美軍協防司令部服務，在那個單位擔任支援營的工作，負責支援美軍所有的車輛。當時美軍動不動就給我們白皮書，對我們的要求和責難很多，有時也要我們處分一些違紀的駕駛兵。其實，我覺得美方所提出的案件其違規程度都不夠理直氣壯，反讓人覺得有點雞蛋裡挑骨頭的味道。我認爲應該要反制美軍這種予取予求的態度，因此也開始給他們白皮書。
就在那段日子，我利用公餘時間從事一些編寫劇本的工作。在我們單位裡頭有位曾經參加過「金門古寧頭戰役」的排長，他把參加這場戰役的過程告訴我。由他口述戰爭情節，我錄音下來，後來就編寫成「鐵血雄風」的電影劇本，一九七○年（民國五九年）八月因此獲得「第六屆國軍文藝金像獎」的殊榮，讓我覺得受到肯定。 那時我已經是上尉軍官了。另外，當時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提倡「兵演兵、兵唱兵」的國軍康樂政策，主張就地取材，不一定要找藝工隊，於是我編了一套節目，也獲得三軍比賽的冠軍。
在中國電影製片廠的歷練
在一九七○年（民國五十九年），當時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是梅長齡，梅廠長微調我到「中國電影製片廠」服務，自此我就開始與電影結下不解之緣，也總算回歸到我的最終興趣。我到「中國電影製片廠」的工作是編導課的編導官。
在「中國電影製片廠」裡，分工極細，有好幾個部門，如「技術課」、「編導課」、「劇務課」，以及行政部門。當時編導課裡有十大編導，像張永祥、貢敏、張曾澤等人，都是老師輩的人物，也是當時編導界響叮噹的人物。我還記得進入「中國電影製片廠」的第一天，梅廠長就召見我，並對我說：「蘭同學，過去你在學校、在軍中寫過一些劇本，累積一些經驗，這算是你個人的成就。今天我們很歡迎你到中製廠，但是你心中要有一種『你是新兵』的想法。而新兵就是一切要從頭開始，尤其是電影，這與你過去接觸的理論、書本都不同。今天在這裡你要學的是電影的製作實務經驗，你必須做好心理準備。」這些話我一直牢記在心中，到現在已經四十幾年了，仍給我很大的啟示。當初也就因這些話，我照著梅廠長所說的去作，像新兵一樣從頭學習。最初我在「中製廠」編導課附設「新聞小組」當編導。那時「國防部」爲了讓社會大眾瞭解軍中新聞，所以向當時「臺灣電視公司」買了一個時段，我記得是每週五下午三時五十分到四時，播出十分鐘，標題叫「中製新聞」。那時候臺灣無線電視臺只有「臺灣電視公司」，而「中華電視臺」和「中國電視公司」都尚未成立。當時新聞小組就負責這十分鐘的軍中新聞製播。頭兩年 我都在新聞小組製播「中製新聞」，內容多爲描述蔣中正總統重視軍隊教育、訓練、演習等動態活動，及宣揚反共復國的歷史使命感之類，主要是爲讓國人知道我們在軍中做了那些事，如何臥薪嚐膽、枕戈待旦！此外，也報導蔣中正總統一星期重要的行程活動，如召見新任駐華大使呈遞國書、美軍顧問團如何幫助我們訓練軍 隊，以及總統視察部隊的畫面等。除了「中製新聞」製播工作外，我還兼做陸海空三軍戰地攝影師的後製工作。像「陸軍總部」有一個電影組，他們只負責拍攝，不負責製作，他們也沒製作設備，所以拍攝後就送到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來製作。當然，也是交給我這新聞小組來做，從剪接、配音、出片，還有旁白說明都由我一手執行製作。
在新聞小組服務期間，我也拍攝過很多軍事演習紀錄影片，如「襄陽演習」、「龍平演習」、「敦睦演習」等。像最大規模的是「襄陽演習」，那是三軍聯合作戰的演習，也是一年一次重大的軍事演習，當演習進入高潮時，蔣中正總統都會蒞臨現場校閱。而「敦睦演習」則是海軍軍官學校學生畢業後到國外進行的訪問紀錄。譬如有三艘軍艦出航，我們就要派一組攝影人員跟著去。像去韓國、紐西蘭 、澳洲、美國等國家訪問。那時邦交國還比較多，出去一趟都要一個多月。
兩年後，一九七四年（民國六三年）我正式調到「編導課」，一開始也是拍「紀錄片」和「軍教片」。七十年代（民國六十年代）國際爆發「能源危機」，而臺灣本身是個能源極爲缺乏的地方，故大家都知道要提倡節約能源。那時候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羅友倫上將提倡一項「果化營區」的運動，將國軍營區花草通通剷除，改種蔬菜、果樹。那些來自農村的阿兵哥當然會種，但這些人畢竟是少數，最起碼有一半以上的阿兵哥不會種。這可怎麼辦呢？國防部就指派我們「中國電影製片廠」用電化教學來製作教育影片。對我來說，這可是難得的拍攝經驗呀！
當我接到上級拍攝的命令時，馬上就開始準備製作。電影製作一定要有腳本，不管是紀錄片或劇情片都一樣。我們是學電影的，不是務農的，對農務根本是門外漢，於是透過當時「農業發展委員會」的協助，尋找農業專家指導我們拍攝。農發會推介我到「嘉義農業試驗所」找一位張技正，他是農業栽培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我就帶著攝影師住在那裡，每天採訪他，也到苗圃實地勘查，爲期約一週。他每天不厭其煩地告訴我果樹栽培的過程，包括播種、育苗、栽培、接枝、除蟲、結果等生長過程。然後我開始編寫腳本，寫完後再組一個攝影隊去拍。這部果樹栽培的教育片，大約花了二、三個月的時間製作。期間我學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知識，譬如「空中壓條」是什麼呢？芭樂、龍眼如何接枝呢？而接枝又分好多種等等。但最重要的是這部影片拍好後，部隊裡的戰士能夠一看就明瞭怎樣栽培果樹。我很用心拍完這部影片，也受到社會大眾的肯定，其他公家單位也開始找我們拍攝紀錄片。其實我們「中國電影製片廠」是當年公營三大電影公司中，拍攝紀錄片最多，經驗與品質也最好的一家。
舉例來說，九十年代（民國八十年代），在林洋港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時期，「臺灣省政府文獻會」要拍一部「臺灣三百年紀錄片」。當時省政府先委託「臺灣電影製片廠」拍攝，但製作完成後，林洋港主席對該片頗有意見。理由不是這家製片廠拍得不好，就是拍攝的角度與林主席的看法不同。後來文獻會找上我們「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就把這個工作交給我。我用當初「臺灣電影製片廠」拍攝的影片作爲基礎，再加以修改組合。我發現當時他們太重視所謂的文獻記錄，而忽略活生生在我們生活中實體的歷史遺跡。臺灣三百年不是把文獻資料拿出來拍一拍就可以了，它涉及太多歷史古蹟。此外，拍攝紀錄片一定要有主題、有生命力，更要有長遠的保存性。因此，我想加入一些如臺南「延平郡王祠」、鹿耳門荷蘭人登陸的地方，以及淡水加拿大馬偕神父所創立的「馬偕醫館」等史料古蹟，和一些專家的口述內容。我就按照我的想法去拍攝，去構思畫面，製作可親性較高的題材，讓人去認同這樣的畫面論述，也讓看影片的人在短短二五分鐘或半小時內，能夠瞭解自明鄭以來到一九八四年（民國七十三年）止的臺灣歷史發展。後來看毛片時，林主席覺得很滿意，不過他希望可以換一個比「臺灣三百年」更好的名字。他徵詢「文獻會」諸公與我的意見，當時我說：「我最近看了電視播出報導美國黑人從那裡來的一部影集，這個影集的劇名叫做『尋根』。黑奴到美洲的過程是一個生存的過程，而我們的『臺灣三百年』是否也可取其義呢？」林主席想了一下便答應了。所以這部「臺灣三百年」的影片，現在的名字就叫「尋根」。
另外還有「臺灣電力公司」找我拍攝一部紀錄片，是部名叫「跨海長虹」的紀錄片。該片主要敘述小琉球 島上電力缺乏，全島只有一部發電機，居民一天中只有兩小時的用電時間，因此臺電公司要解決小琉球的電力供應問題。這也是當時政府的重要政策，於是他們計畫從屏東縣林邊鄉鋪設一條海底電纜到小琉球。在拍攝過程中，我還特地安排海底攝影機深入海底拍攝。因爲該片拍攝效果不錯，臺電董事長陳蘭皋先生看完後，希望將這部夠水準的紀錄片，報名參加金馬獎。而在參賽的十多部紀錄片當中，最後還入了圍呢！當時「臺電公司」也破天荒地，特別組了個「金馬影展代表團」去參加頒獎盛會哩！
我一直認爲拍攝紀錄片是很重要的，我從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民國六二至六三年）開始拍紀錄片。那時候都用電影底片拍，現在軍中拍攝紀錄片都是用VTR；當時都還沒有用錄影，而是用電影手法拍攝。紀錄片的拍攝，是一個主題一部片子，如果我們製片廠自己拍的話，通常是二五分鐘到三十分鐘比較適合；而外面單位委託拍攝的，多爲三十分鐘。紀錄片的劇本基本上是由拍攝的人來構思，也就是由編導一個人主導，我們通常由編導課來做，所以編導課的人不但要會編，也要會導。拍紀錄片是很有趣的，簡單地講，用電影底片拍攝的紀錄片，其拍攝過程與攝製VTR完全不同。扼要地說，它的製作程序可分爲拍攝、沖洗底片、印製工作拷貝（或稱毛片）、剪接（輯）、審查與配音等步驟。配音又包括音樂、效果、旁白與合成。最後一個步驟是將合成好的聲帶、底片拿去印製成制式的拷貝，也就是可以播放（映）的影片。
記得一九七五年(民國六四年)蔣中正總統逝世，全國哀慟，各地民眾紛往國父紀念館 瞻仰遺容。及至移靈慈湖時，從臺北到慈湖，沿路人山人海，有哭泣的，也有沿路跪拜的，當時臺灣三家公營電影機構全部出動。爲了拍攝這部紀錄片，總共動員四十位攝影師、燈光師。拍攝完成後，總統府 決定交由「中國電影製片廠」負責撰稿（旁白）剪輯、配音出片，我很榮幸地接下了後製作的全部工作。後來經國先生過世的時候，也用同樣方式攝製紀錄片，也是由我完成的。那時候「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是王昇將軍，他與經國先生關係久遠，且交情深厚。當他看完毛片後就問我是否想好標題？其實我們早就想好了幾個標題。我就建議王上將，經國先生有很多勉勵三軍將士、國民同胞的話，可以從他的話裡找一點靈感。經我提議，王昇將軍馬上就想到經國先生曾說「爲勝利而生」，這意味著不管反共復國也好，建設臺灣也好，我們就是要爲勝利而生存，於是這部片子就這樣定名下來。
還有一部紀錄片也是「臺灣電力公司」有關「核能發電」的紀錄片。當時「臺灣電力公司」委託我拍攝核能發電之「核能二廠」、「核能三廠」興建的過程。講到「臺灣電力公司」拍攝紀錄片，這裡頭還有件事可以說明的。我幫他們成立了「電影組」，成立「電影組」是爲了建造核二、三廠所增加的編組。因爲臺電在建造 「核一廠」時，是委託「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的，也都是由我負責。但是拍攝核電廠的紀錄片，不像一般紀錄片，它須配合核電廠的施工進度；又核電廠的工期都很長，且每個階段都要拍，若委託他人拍製，在成本效益上可能會很不划算。於是我建議他們設立「電影組」，由我幫他們找人，買設備。而這個「電影組」成立後，不僅拍攝核能電廠，也拍攝一些其他電力設備，如高壓電架設或水力、火力發電等工程的紀錄影片。不過當時臺電拍攝後，一些後製作的部分還是得找「中國電影製片廠」來做。
在「中國電影製片廠」服務期間，我也加入「寒流」影集的製作群。在這個製作群裡面，有我過去的老師和學長等人，大家一起工作切磋，對我來說是個機會。此外，我也編過電視劇，如臺灣電視公司的「天眼」影集、中國電視公司的「緊急行動」及中華電視臺的「軍令如山」等。一九八六年（民國七十五年），蔣經國指示三家公營的電影公司要各籌拍一部「國家政策電影」，以鼓勵民心士氣，改善社會風氣。於是「中央電影公司」拍攝「八二三炮戰」、「臺灣電影製片廠」拍攝「吳沙過臺灣」，而「中國電影製片廠」則是籌拍「日內瓦的黃昏」。「日內瓦的黃昏」由我擔任編劇，由知名導演白景瑞先生擔任導演。
說到我爲「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拍攝之「歷史的見證」紀錄片，實在有必要拿出來好好說一說，期間過程曲折，讓人印象深刻。記得有一年，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吧！當時中國共產黨邀約全世界各國的漢學家，到大陸召開國際學術會議。會議進行期間，中國共產黨告訴那些去大陸的世界各地漢學學者們說：「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打的，而非『中國國民黨』打的。」當消息傳到臺灣，中國國民黨的黨政高層相當緊張。當時「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許歷農上將研議決定，把「中國國民黨」與當時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委員長領導全國軍民同胞，對日抗戰八年，獲得最後勝利，並接受日本投降 的眞實紀錄影片（包括照片）拿出來剪輯製作一部「歷史的見證」影片，由「中國電影製片廠」製作。等到這批世界漢學家離開中國大陸，經過香港時，我們政府便把他們全數接過來，觀賞這部血淚斑斑的紀錄片。眼見爲憑，比任何說明都來得有效力。當然，在揭穿中國共產黨謊言的同時，也更正了國際漢學家的認知和想法。另外，我還爲「足球協會」拍攝了「足球教學」紀錄片，爲「警察大學」（前爲「中央警官學校」)拍攝了「警官的搖籃」等多部紀錄片。
在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八年（民國六十五年至七十七年）間，我個人還拍攝製作許多膾炙人口的紀錄片。除了「中國電影製片廠」上級交辦的任務片外，又替「中影公司」、「臺灣省政府」、「臺灣電力公司」、「行政院新聞局」、「足球協會」、「臺北市政府」、「中央警官學校」、「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華視公司」、「行政院僑務委員會」等拍了很多紀錄片。我個人從事電影相關工作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尤其是在製作紀錄片、新聞片與教育片的實務工作上，累積了許多經驗，希望能對有志從事電影工作的新進者提供一點建議與想法。
進入榮民總醫院服務
一九八九年（民國七十八年），我通過教育部「特種考試教育行政類科」考試，由軍職身分轉入公家機關服務。後來透過許歷農上將、馬家珍中將及何清中中將等人先後推薦，進入「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的「臺北榮民總醫院」服務。我在臺北榮總服務期間，創辦「社區醫療服務工作」，將「榮民總醫院」的醫療資源與士林、北投地區的鄰里民眾共享。期間我也籌辦過超大型院慶晚會，慶祝「榮民總醫院」四十週年的院慶，那是創院以來空前絕後的大型晚會。在張茂松院長的答允下，打破慣例，不找「藝工隊」來參加，而找三家無線電視臺裡老、中、青三代知名的影視歌星來共襄盛舉。例如蔣光超、陳麗麗、孔蘭薰、常葳葳、周蕙等知名影歌星來表演；還舉辦摸大獎活動，以吸引員工共同參與。那是一次成功的院慶晚會，一連演了三天，讓五千多名員工樂翻了天。另外，我也在榮民總醫院成立客服專線，讓病患、病友可以隨時打電話進來諮詢。此外，我還協助榮民總醫院附屬的「榮光幼稚園」貸款買交通車，減少不必要的開支，也使幼稚園的營運轉虧爲盈。
獎勵與喜悅
俗語說，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我在影劇這塊園地努力了數十年，得到五項較大的獎勵與喜悅：
一、省立員林實驗中學傑出校友。
二、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傑出校友。
三、國軍文藝金像獎－編劇獎。
四、中興文藝獎章－編導獎。
五、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回憶我自「政工幹校」畢業後，就分發到陸軍裝二師任少尉軍官。一年後，轉調臺北「陸軍供應司令部」通信署服務，後來認識我的臺籍太太王鳳英。我們自一九六六年（民國五十五年）認識到現在已經歷四十多個年頭了，育有子女各一，均已成家立業。在時光的隧道裡，我們走過青年、中年、壯年，現在已進入老年階段。我們也欣喜獲得四位內、外孫，頤養弄孫之樂。我的兩個子女都受過高等教育，他們是「芋頭」和「地瓜」的合製品。在我們的家庭中沒有語言的隔閡，更沒有族群意識，但卻百分之百地認同臺灣這塊土地，也百分之百地接受傳統中國文化；他們是臺灣人，更是中國人。
臺灣過去歷經三十多年民主選舉的洗禮，我一直認爲參與公共事務是公民的基本責任與義務。在歷次選舉中，我也曾經爲我心目中的候選人扮演動員造勢的角色；期間輔選有成功，也有挫敗。在爲候選人輔選的歷程中，有時擔任重要角色；有時擔任微不足道的角色。譬如說我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服務的時候，「榮民總醫院」 內有「黃復興黨部」的支黨部，下有三個區黨部，我就曾經擔任醫技人員黨部的主任，在選舉動員中可以發揮重要的力量。過去我輔選過李登輝、宋楚瑜、連戰等 人，而國會議員則有臺北市北區的丁守中、秦慧珠、李永萍等人。但自二○○○年（民國八十九年）之後，我對政客操弄族群、欺騙選民、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經濟衰退，及道德淪喪、兩岸軍事緊張等，感到非常失望。這是臺灣民主政治的諷刺。今天我和大多數臺灣知識分子一樣，對政治灰心，已不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了。
我從「臺北榮民總醫院」退休後，延續對中國醫藥高度的興趣，在中國大陸考取中醫師執照證書。我的中醫藥理多爲自修，而針灸方面的醫術則是早年在針灸大師吳惠平先生、董景昌先生等兩位大師門下學習而得。這兩位都是頗負盛名的中醫師，但我認爲董景昌先生的醫術略勝吳惠平先生一籌。在越戰時，高棉的總統龍諾中風，吳惠平先生前往治療，讓他能夠起身坐著，但還不能下床走路；後來經董景昌先生治療後，他便能到處行走了。除了受教於兩位大師之外，一九八八年（民國七十七年），我還到大陸上海、太原、「北京中醫學院」進修班等地學習醫術，並參加當地的中醫師考試合格。此外，我也到東北學過眼針。二十年前我便開班授課，教授與傳統不同的「快捷針灸」，還有兩個外國學生哩！一九八五年至二○一五年（民國七十四年至一○四年）期間，我曾應邀到美國、加拿大，以及菲律賓等國僑界做 過多次義診，普遍受到肯定和歡迎。
如今我已屆齡退休，對未來生活的期許是多運動、重養生、多寫作。此外，更想運用自己的針灸專長，多到海外華僑社會，爲貧病的海外華人做一些義診服務的工作。
今晨重讀「走過的艱辛歲月」一文，很佩服蘭學長一生能正確選擇下，走出自己興趣的志業，在影劇界、在中醫界享有盛名，留下亮麗輝煌的人生。証明人生成功要靠自己，此文是蘭學最好的回憶。
謝謝信義弟的分享和誇讚。